摘要：
[db:Intro]... 何看待留学热
不能全盘否定
少年留学的孰是孰非，不断见诸于媒体，贬多于褒。在这件事上，我宁愿冷静一下，要知道，中国最早赴美的留学生，不比今日的小留学生们大，但他们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我认为，少年留学就像硬币的两面，作为成人，我们应该多些宽容，多些冷静。
河北省张家口市 顾春军
打好基础再出国
中西教育体制互有长短，中国教育强调基础知识的系统培养和训练，西方教育则强调个人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因此，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更扎实，外国孩子在创造力和个性化才能方面更胜一筹。所以，在如何看待少年留学热的问题上，我认为，应该让孩子在国内完成高中或大学教育，有了明确的专业目标和学习计划后再到国外深造。家长切不可盲目从众，早早就将孩子送出国去。
江西省安远县 叶东兴
留学不是“万能法宝”
一些家长，赶留学潮流，孩子在国内学不好，一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留学，以为这样就可以摇身一变，身价倍增，这是错误的。外面的世界更加自由开放，“思想野”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随波逐流。有些家长图虚名，认为留了学，拿了外国文凭，回国就可以找个好工作，这是不切实际的，未来属于真才实学者。
四川省资阳市 周李
出国不等于深造
一些家长对国外的学校情有独钟，因而出现了不少“小留学生”。家长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出国不等于能深造。一则国内的基础教育水平并不低，绝大多数人才应该说还是在国内学校造就的，不出国不等于不能成材；二则国外学校也有优劣之分，出国不一定能上好学校；三则出国留学不一定适应所有的孩子，对于尚没成年的孩子来说，先在国内打好基础，必要时再择机出国留学也不晚。
湖北省荆门市 周晓云
冷静思考权衡利弊
许多家长对国外的情况并不了解，也没有明确的留学目的，在申请留学的过程中又过分依赖中介机构，把孩子的前途和命运轻易地交到了别人手里，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表面上看，家长是在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实际上，孩子们由于年龄、文化差异等原因，出去后容易引发方方面面的问题。
江西省安远县 廖冬梅
让孩子自主选择
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总认为孩子还小，上学、择业都一味由父母说了算，一些家长受“西洋热”的影响认为只有出国留学才有出路，便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出国，而不管孩子内心的感受，不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权。这样做对孩子成长不一定有利，搞不好还会适得其反。家长应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让孩子自主选择。
甘肃省平凉市 金继章
改进现行教育模式
我国的基础教育质量举世公认，比如中国学生的数理化基础相当扎实，接受的知识总量大、结构全面。如果我国能在此基础上改进现行的教育模式，像西方的教育一样，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那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基础教育模式了。同时只有这样，才能让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安心地让子女在国内求学，使得少年出国留学热真正地降温。
江西省安远县 邹秀仔
3月4日，2001年中国国际高等教育巡回展?成都? 刚刚落幕，英国高等教育展又亮相成都。国外高校大规模进军中国教育市场，入川争抢生源，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一些人担忧这会造成人才和教育资金的大量流失。四川省国际教育交流协会负责人认为，面对不断升温的留学热，应着眼长远，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和分析。
在去年的“国际高等教育展”期间，就有国外高校进军中国教育市场，使我国每年流失资金40亿元的说法。今年伊始连连举办的国外教育展更令一些人士担忧。他们认为，国内高校连年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多，不必舍近求远。此外，大批优秀学生留学海外，学成后是否都能回国尚难预料，留学热潮弊大于利。对此，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合作处处长马玉娥说，对留学热应客观分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自费出国留学，带回了工商、经贸、科技等大量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这不是40亿元所能衡量的。
近年来，国内经济好转，家庭收入提高，人们对智力投资有了更高的认识，每个家庭在算这笔帐时都明白。4日，在中国国际高等教育巡回展上，一位成都的私营企业主告诉记者，去年她已将女儿送到英国一所女子中学读书，每年的费用1．3万英镑。今年，她准备再把小儿子送出国。她说，将家庭积蓄用在子女留学上，是一笔最安全的投资，只要将来孩子学有所成，这笔花费值得。
面对社会上有关留学热的种种争论，我省教育界专家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客观和自信。有关专家指出，国外学校愿意来蓉招生，是教育开放的必然结果，对我省高校的内部管理，学科结构调整，专业设置都有借鉴作用。同时，也增加了我省高校的竞争意识。专家还举出大量事例说明，学生出国留学不是目的，而学成后回来才是目的。目前国内的许多优惠政策和越来越多的创业机会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归国便是最好的例证。
十多年中国改革，反反复复，十几万海外中国留学生，徘徊傍徨。这气候造就了一批职业留学生。我不幸沦落其中。
我前后读过四所大学。政治经济学、工商管理、产权经济学到福利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可谓无所不包。踏进武汉大学经济系成为*后第一批凭考分入学的七七级学生。这是我的一读大学。八一年参加全国统考留学生行列，成为中国*后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之一，在比利时鲁汶（LEUVEN）大学获得MBA学位。这是我的二读大学。回国后在香港华润公司和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搞投资，贸易和高层经理三年多。不料被张五常教授的产权经济学迷上，成了他的门徒。这是我的三读大学。黄有光教授的综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把我引入了澳大利亚蒙纳仕（MONASH）大学的经济、商学和管理学院，继而喜欢上了杨小凯博士的数理经济学和劳动分工理论。这是我的四读大学。这十多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无奈者如我，便走上了“躲进大学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职业留学之路，学校成了庙堂，成了我的避风港。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今年（1992）就要完成博士学位，我终于得告别这种生活。说不出是留恋还是伤感，只觉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故写下这篇感受。
入校满身乡土味，出园已是抱负人
武汉大学校园之美，在我所见过的大学中少有能比。三月樱花如炽，八月桂花醉人，珞山珈山泮东湖，疑是人间仙境。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本科寒窗。
武大几年的熏染，把我的视野从家乡扩大到世界。我在这里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黑格尔、康德、恩格斯、列宁、期大林、毛泽东、鲁迅和莎士比亚等名人名著上面都认真下过功夫。我的毕业论文《经济利益、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成为我那xx届毕业生中秀的论文之一。
武汉大学经济系素有哈佛帮之称。数名五十年代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回国的教授，是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启蒙导师。虽然他们只能从批判的角度来教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我们所受之影响，却远远超过他们的教学目的之外。
在武大的老师中，刘道玉校长对我影响。我们学生都喜欢他、尊敬他。我与他也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他思想开放，知识面广博，极有雄心抱负。记得一次去武汉大学讲学，他来招待所看我，谈起他对治校的抱负，对武大校园的规划，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建议和对青年学生运动的看法与引导等等，滔滔不绝。那些独到的见解和开放的胸怀，对我感染感很深。一听就知道他的思想已超越了中国的传统，超越了当时中国的制度与气候，是典型的超前思想。他没有教我经济学，但他是我最爱戴的老师。入校满身乡土味，出园已是抱负人。离开武大的时候，我已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此时的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欧风潜移默化处，东西价值两相煎
比利时地处西欧中心，与法、德、荷兰、英国、卢森堡为邻。欧风最劲，文明鼎盛。首都布鲁塞尔有西方世界心脏之称。北约总部，欧洲共同体总部均设在此。布鲁塞尔近郊，有一小城名LEUVEN.世界最早（1420年建校）欧洲的LEUVEN大学就位于此城。LEUVEN城因LEUVEN大学而闻名，也以啤酒之都而享誉。我在这里渡过了难忘的两年半时间，至今回味，仍不禁沉醉其中。
LEUVEN校园中有一片古木参天的园林，我的居所就在这片园林之中。园中有中世纪的教堂，水车，古建筑。小桥流水，绿草如茵。林中更有野兔、刺猬出没，野鸭、靓鸟成群。我的MBA论文《区隔中国市场》就是构思于林中小路、溪边、桥上。我心中东西方价值相斗争，相激越的许多时光，就消逝于这片幽林的漫步之中。
在LEUVEN大学的近三年中，我饱尝了它严格与保守风格的滋味。记得刚踏进LEUVEN大学，第一堂课就是考试。这一下马威，几乎把我的信心丧尽。我在武汉大学所熟悉的马克思那一套完全派不上用场。虽然对西方经济学已有了解，但对西方现代管理却不知所云。故第一次考试，我砸了锅。我们被强迫在第一年内学完工商管理五年本科的课程。而它的学分考试制度严格得近乎残酷。只要期末考试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所有及格的科目得全部重考。这种株连九族的考试制度，真叫人胆颤心惊。第二年进入MBA课程，第三年写毕业论文。我则一年比一年得心应手。这近三年的份量，已超过博士课程。这是我一生中所受到的最严格、最扎实和基本功的训练。公司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组织理论、行销学、财务学、会计学、国际金融与贸易、投资管理、股票市场、经济数学、管理数学、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统计学、概率论、计算机程序设计，几十门课程，我现在数也数不过来。回想起来，没有那近三年的严格训练，就不会有今天学习和工作上的得心应手。
我的价值观也在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习的初始阶段，总感到西方的商业技巧、策略、手段与我带去的中国的价值和道德相冲突。渐渐地，我几乎绝大多数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欧风潜移默化处，东西价值两相煎。离开欧洲的时候，我的价值观已是中西相贯的混合体了。这也许就是杂交的效果吧。
我的论文指导老师VANDENABEELE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行销博士。他教我们的行销学。他为人很好，但出奇严格。记得一次他约见我，我只迟到了两分钟，他当即就取消了那次约见。从此，我知道了守时守约的重要性和规矩。我每次的作业、论文，他都给予细心的批改，错别字要求更正，不合要求的，必须重作。每逢节日，他都要请我们去他家作客，待之以丰盛的比利时餐（法国菜加荷兰菜）。他的妻子美丽娴慧，待我们极好。几个小孩都非常可爱。我从导师的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知识，也学到了一些欧洲人的做人方式和生活习俗。
我在比利时还有一个比利时家庭，我被认为是他们家的一员。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女的是我的同学，男的是一位英文教授。每到星期六，他们就会接我到他们家去晚餐，有时渡周末。由于有了他们，我在欧洲那段日子没有孤独感，充满了人间温暖与爱，差一点乐不思蜀了。
我也利用假期旅游了欧洲许多国家，包括苏联。欧洲留给我的整体形象是美丽、富饶、文明、友好，平静而带田园诗的色彩。在我看来，最迷人的城市是巴黎，最宏伟的首都是莫期斯科，最美丽的国家是瑞士，最值得一游的是奥地利，最值得参观的博物馆是在伦敦，最文明友好的是比利时与荷兰人。
忘不了的欧洲，我盼望再见你。
满怀雄心投身实业，怀才不遇重入校门
一九八五年初从欧洲回到北京。我想找到一份能施展的工作。先欲进国家体改委走仕途，因不惯中南海的上班，转而从商。同年去到香港华润公司，公司条件不错，待遇很好。只是我感到西方的那一套不合公司实情，许多建议不能被采纳。我写过长篇的改善公司管理的报告，也未能被接受，还惹一身“狂妄”之骚。我知道怀才不遇，是杨志卖刀。我也知道那里不宜久留。故一面做生意，一方面利用假期，出差之余到全国去讲学。如首都钢铁公司、武汉大学、深圳大学、湖北大学、中央党校、哈尔滨汽轮机厂、亚麻厂、湖南轻工业学院、长沙市政府等等，都是我讲过课的地方。在做生意以及讲学的活动中，我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商和管理经验，也结交了许多中国政界、商界，学术界和香港的朋友。这段时期，我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和学术文章。
很快，我就找到一份薪金优厚的私人公司的经理工作，但因护照身份问题也只好作罢。
一天在《南华早报》上读到张五常教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高论，从此迷上产权经济学。经过毛遂自荐，我成了张教授的门徒。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华润公司，回到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搞实业与金融投资。然后重新申请护照，去到香港大学。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张五常教授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特有贡献。他的思想和理论，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自从跟他之后，我观察世界就换了一个角度。我追随张教授两年，两年中，我几乎读完了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及相关的所有重要文章与书籍，其中大多是张教授推荐的和规定的必读文章。凡他的课，我也从没有缺席过。这两年使我系统地了解了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仅如此，从平时张教授的言谈中，也使我受益非浅。
第一次见张教授，是他请客，在餐馆会面。在坐的还有林保华兄。那次主要是谈经济学的问题。他写给我一个一般的生产函数Q=Q（K，L）。他说，教科书上的这个生产函告诉我们，产量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它们之间是一种纯技术的关系。给定一个资本和劳动的组合，就有一个产量与之对应。然后他问我：建国，这生产函数的毛病出在哪里？我说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他哈哈一笑，说：要明白这个问题，就得学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产量不仅由劳动和资本的技术组合决定，也由资本和劳动的合约安排决定。给定技术组合不变，只要变更合约安排，产量就会改变。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主要就是研究不同合约安排的经济效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又有一次，我以蓝渊的笔名为九十年代写经济分析文章，写完后给他看。过两天他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建国，写文章前不要有磨斧意识，没动笔就有砍人的倾向，文章就难以写出水平来。写文章时要能跳出来，心平气和，分析就会客观而有深度。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怡先生多次说他喜欢我的文章，他后来知道了我是张教授的学生，文章受到老师的影响。
张教授的为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帮人诚恳、教人不倦，为人帮忙，从不记在心上。他是那种豪爽才气溢于言，喜怒哀乐行于色的性情中人。他多才多艺，文章、摄影、诗词、鉴赏古董无所不精。他有时有感而发会显童稚之心，流激动之泪。记得一九八七年我随他去北京、杭州、温州讲学，随行的还有林保华、王深泉先生。在杭州，我们住在华侨酒店，晚上跳完舞，逛完杭州夜景回到酒店，余兴未消，坐下闲聊。他说：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免不了得罪人。感叹人生时，泪不自禁。
因签证问题，我不得不提前离开港大。我很怀恋香港大学和跟随张教授的那段日子。港大后面的太平山，不知消失了我多少散步沉思的足迹。从港大出来，张教授送给我一把重新衡量经济世界的尺子，送给我一个再看世界的新角度，送给我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我知道那两年没有虚度，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走时送给他一条船模，里面装满了我对他的感激。
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
告别香港，告别张教授。我本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做博士，那里的研究生院的主任Masson教授正好是我在Leuven大学时的老师。他给了我奖学金我却因公务护照没在香港拿到去美签证。我于是去到澳洲MONASH大学黄有光教授和杨小凯博士门下，潜心研究黄有光教授的福利经济学，综观经济学和杨小凯博士的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理论。真道是：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
澳洲素有世外桃园之称：蓝天飘着白云，碧海惊起鸥鹭，风吹草低见牛羊，确是一片乐土。墨尔本有世界最宜生活城市之美誉，也有花园城市之称。MONASH大学就位于墨尔本市郊的Clayton，是澳洲目前规模的大学，综合评分已排在澳洲最前列。它的经济系在世界排名高居前位，这当然是有了多产的黄有光教授的缘故。这几年又有了杨小凯博士助阵，连续在世界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如AER，JPE）。MONASH大学经济系现在的排名，也许已经更进一步了。
黄有光教授之学术成就，世界知名（名字收入世界前100名经济学家之列）。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更是手。我跟随他近四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我刚去时经济困难，他要给我3000澳元私人资助。我有一身力气，当然不能要老师私人的钱。但此事使我极为感佩。
他也乐于同学生争论问题，发表什么观点都可以，从不以教师威严压制。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改他那一以贯之的福利为准绳评价好坏优劣的观点。我在香港时，已萌生相对福利的想法：即一个人的福利不是由他自己的绝对效用决定，而是由与他人对比之相对效用决定。我常与有光教授辩论，最后我接受了他的修改：一个人的福利不仅由他的绝对效用决定，而且也由与他人对比的相对效用决定。在小凯的指导下，我把这一思想变为一系列漂亮的数学模型。探讨追求相对福利对经济的效果，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主题。
黄教授知识渊博，经济学、数学、哲学、诗词、小说、心理学、生理学、动物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的经济学理论也充满了创意。他自创的第三优理论和综观经济学，使他获得了80年代不完全竞争下的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开创者的头衔。在我的观察中，发现他有出奇的化繁为简的本事。一个要用代数解决的问题，他用算术的知识就行了。同一程度和作用的工具，在他手里可以用出异乎寻常的效率来。他的基本功也少有匹敌者。有些名家可以回答经济学前沿的复杂问题，却说不清许多基本甚至常识性的问题，他却极注意基本功的训练。记得我刚来这里，黄教授出题当面考我：请画出需求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解释为什么边际收益曲线在需求曲线的下方。这是考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题目，他却用来考博士研究生，可见他对基本功的重视。他告诉我，以同样的题目，他已考倒几个博士研究生。对比张教授考我的见面礼（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毛病在哪里？），可见张教授偏重学生的潜力与创意，而黄教授则更偏重学生的基本功。虽然他们都没有偏废这二者。
跟随黄教授四年，的收获有两条：如张教授一样，他也给了我一把度量经济世界的尺子。即对一切经济活动的评价，要以福利为准绳。也给了我看问题的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即追索问题的其所以然和逻辑关系的时候，最后必须要回到这把尺子上来。天下万事万物，以一量之，高低优劣明矣。二是基本功得到了扎实的训练。他对我的要求，从英文错别字到运算公式的符号、标点，无所不及。越小的地方，越抓住不放。我上他的福利经济学和价格理论课时，他让我上讲台“教他”，他则在下面听，提问，质诘难。
我也喜欢诗词、哲学。我们经常写诗词，对对联，争哲理。他很喜欢我的一首“中秋怀燕京”，这词写于中秋之夜：眉低友朋影，目举云月斗，去岁一轮分外明，京城君叙旧。雾浓银辉稀，霜重黄花瘦。今又秋月中天时，燕赵泪沾袖。
人说祸不单行，我则福常双至。在MONASH大学，我也有幸获得杨小凯博士的指导。他是我的长沙老乡。我十一、二岁时，就常在长沙的大街上见到杨曦光的大名。我在武汉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当老师。可见世间之奇之巧，一个“缘”字而已。
湖南出尽英雄豪杰，无奇不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唯独还没有知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博士为我们湖南填补了这块空白。
我在海外已飘落十年有余。见过不少大陆出来留学的人物，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我实在数不出能出小凯其右者。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怪才，写得一手好文章，连写小说也不让行家里手。最近斯坦福大学要出版他的一本小说〈狱中精灵〉。而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我估计不出五年，将家（经济学家）喻户〈大学〉晓。
当代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已成主流，再好的经济思想，若不能数理化，就很难登大雅之堂。而我们常常遇到两类经济学家：一类是充满了创意，天才与思想，但缺乏使其数理化的技巧，难以把思想转化为正规的经济模型。因而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阶段，难以纵深探讨下去。另一类是精通经济学、数理化的技巧，但缺乏原生的经济思想与创意。若要成大家，非两者兼备不可。小凯深具这两个条件。他精通数学，不乏原生经济思想与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