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db:Intro]...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140万。学生留学目的地国家已从上世纪的前苏联、东欧等国家为主,扩展为遍布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方式也从公派为主转变为以自费为主。
公派留学开启留学新时代
留学大潮的掀起,始于公派留学。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向前苏联派出了1万多名留学生,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1000多名留学生,1956年起又决定向与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派遣留学生。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后首批52名公派留学生赴美留学。此后,包括李政道等倡导的“中美联合招考研(论坛)究生”项目(CUSPEA)在内的多个公派留学项目启动,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就此拉开。1992年,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这十二字方针正式定为出国留学方针。
公派留学人员都经过了严格选拔和考核才得以成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梅仁毅曾于1982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学习。“选拔严着呢。”梅仁毅回忆说,先是北外的许国璋和王佐良两位先生写了推荐信,而后美国使馆来人考核,上午笔试,下午面试,整整一天,考英语(论坛)水平,也问学习计划,还了解回国后的打算。
梅仁毅等留学人员出国后如苦行僧般地学习着。一年时间,梅仁毅看了250本书,记了1000多页笔记,复印了几千页的资料。耶鲁大学的人开玩笑:“梅,你快把我们的书都印完了。”考虑到回国后教学任务繁重,他又撰写了300多页讲稿,每页讲稿都送给导师批阅。回国时,他不仅带回了8000美元的旅行支票,行李里还多了30多箱书,这些书成为北外图书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第一批原版外文资料。梅仁毅现已是博士生导师、英语区域研究开拓者。他说:“我们这代人出国留学,是为了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再苦再难,也一定要学成。”
2007年,公派留学人员比2006年的8242人增加了51%,高达12402人,年派出人数也首次过万。
自费留学从人数寥寥到浩浩荡荡
出国留学信息通过收音机、报纸等媒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出国留学梦想在众多高校学子、科研人员心中生根发芽。然而,公派为主的留学形式决定了只有少数人才能走出国门,更多的人转向自费留学。
自费留学从1978年开始就有人成行,但因限制较多、人们收入有限等原因而人数寥寥。随着自费留学政策逐步放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自费留学的人数开始成倍增加。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刘煜炎见证了自费留学从少人问津到走向普及的历程。1982年至1984年,刘煜炎把自己的留学梦想先后寄托在三个公派项目上,但始终未能成行。他只能转向自费留学。直到1985年,他在法国工作的叔叔寄来了考试费后,他才开始参加托福和GRE考试。1987年,他硕士毕业留在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工作,一年后成为科研组长。这时依然怀有留学梦想的他,收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且都有奖学金,由于服务年限未满没能成行。直到1991年再次获得剑桥大学奖学金,刘煜炎才最终登上飞往英国的航班。
随着自费留学限制越来越少,更多和刘煜炎一样的学子跨出国门。从1991年开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重新向中国学生开放,自费留学人员越来越多。张利敏所在的北京嘉华世达留学服务公司隶属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她回忆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心办理自费出国留学的业务量很大,排成的长队可说是‘九曲十八弯’。学生和家长需排队买号,每个号50元。前来咨询的人必须签办理留学的协议,因为人手紧张,单纯咨询的人不予接待。”
据统计,1980年到1985年,有近万人选择自费出国留学。之后的1986至1990年间,中国内地自费出国留学人数达13万人,是上一个5年的13倍,其中仅1990年一年即有5.6万人。到1991年,在外中国留学人员总数已增至17万人。2001年,全年出国留学人数超过8.4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达7.6万人。2008年,我国当年留学人数达17.98万,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数达16.16万,占当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90%。
2002年后每年超过十万人海外留学
进入21世纪,留学大门进一步打开,2002年,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等国家调整了对中国学生留学签证制度,一些专门对中国设置的政策障碍逐步取消。2003年,教育部简化审批手续,对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高等学校在校生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但尚未完成服务期年限的各类人员,不再进行“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工作,不再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
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留学费用再不是天文数字。更多寻常百姓的子女开始自费出国读书。从2002年开始,我国留学人数每年以10万人的数量递增,留学目的国越来越多,留学群体年龄跨度加大,低龄留学生人数开始增加。2000年到2008年,出国留学人数达106万。
陈励子,18岁,北师大二附中2009年高三毕业生。高一时,她在学校负责接待国外来访的老师和同学时,萌生了留学念头。高二下学期,她开始参加托福以及SAT(美国高考(论坛))的课外学习班,并取得托福114分(满分120分)、SAT2310分(满分2400分)的成绩。高三第二学期,她接到美国西北大学和威尔斯利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为了吸引这名中国女孩前来就读,学院招生委员会写来中文信,邀她入校。
“出国留学的想法早就有,只是没想好什么阶段去比较合适。”陈励子的话在新时期留学生里比较典型。随着国际交往合作日益加强,留学不再神秘。中国学生面对多样化的留学选择,在何时留学、去哪个国家、就读哪所学校的问题上反复对比权衡,而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撒网般申请二三十所学校,哪所学校有高额奖学金就读哪所。现在的留学生们也不再为签证拒签而苦恼,因为很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通过率已超过80%,留学海外已经成为百姓司空见惯的一件事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学生是容闳。
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汉族，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1850 年至1854 年，容闳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他是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作为耶鲁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他面临很多挑战。容闳因生性含蓄内敛，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大学二年级时，他一连两次在英文写作评比中获得第一名，从而崭露头角。尽管他的写作能力受到好评，可他时常为自己数学能力差感到郁闷烦恼。
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写给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的信中谈到自己对未来事业的想法。他写道：“对于一个想回馈祖国的人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每一件都很有价值，要想从中作出正确的选择的确很难。因此，我不会只凭借个人的爱好和判断来选择，而是希望依靠上帝的帮助作出满意的决定。”
在求学的过程中，容闳从未忘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在和同班同学凯罗· 卡特勒（Carroll Cutler）散步时谈到在他心中渐渐成形的选派幼童留学的计划。若干年后，凯罗·卡特勒成为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校长。
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怏怏不乐……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容闳于1852 年加入美国国籍。毕业后，他并不迫切地想回国。对他来说，七年的美国生活，已经改变了他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经里的一句话总是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仿佛上帝在提醒他：“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对容闳来说，“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中国。于是不久，他就搭船返回香港，经过海上151天的漂泊，终于回到了故土。
19 世纪60 年代，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探讨用何种方式引进西方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他们面临的选择有：建立现代学校，邀请外国专家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派代表团出访欧美，收集资料，并将西方的兵器带回中国进一步研究、仿制；将学生送到海外，待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向国人传授西方富强的秘诀。
保守官僚们反对将中国幼童送出去的计划：其一，这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其二，承认自己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对大清王朝来说是奇耻大辱。大多数学者们也反对，因为整个计划只是强调技术，而不强调用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他们认为后者才是国家安泰，人民富强的保证。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总督曾国藩和他的拥护者李鸿章却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以此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
李鸿章认为留学海外是取得西方秘诀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1870 年，“天津教案”的发生让容闳得到了一个机会。这一事件引起中法危机。曾国藩命令容闳担任同法国人谈判的翻译。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容闳向在一起的四位朝廷官员讲述了他关于教育的计划。于是，他们将容闳起草的教育方案呈递给朝廷。
曾国藩和李鸿章采纳了容闳关于派留学生的建议，并成功地加以推动和实施。在此之前，朝廷中保守的官僚们将容闳的建议阻挡了七年。中国官方选派学生到美国基于以下三点：首先，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比欧洲的更实用；其次，容闳更了解美国的教育体系，有助于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在1868 年签定了互惠协议，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任何公立学校读书学习，包括军事院校。
1871 年，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该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从1872 年至1875 年的四年中，每年向美国派30 名男童，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并于1887 年返回，终生服务国家。当容闳听到这一计划被批准实施后，倍感激动，整整两天不吃不睡，“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心中默默地赞美上帝。从他返回中国算起，已逾十六载，上帝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