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留学的弊端是什么呢,下面是整理的相关资料,欢迎参考!
日本留学弊端:
(1)初中毕业申请国外高中
由于孩子年龄较小,会存在一个适应环境能力差、自我约束力薄弱等方面的问题。
初中毕业来国外读书的孩子,最好入住国外家庭,学校一般会尽可能选择国外同学中较好的家庭。这样,孩子也能更好地体验外国家庭的教育。从学习上看,国内初中毕业打下了足够好的数理基础。来国外高中就读,一旦语言过关,就可以马上步入正轨了。国外高中课程多是选修为主,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孩子的个人才能,而决非象国内的高中生那样,只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转。另外,也要看孩子的个性,国外留学大多比较适合那些性格开朗的孩子,尤其是相对适应能力差的低龄学生。
(2)高中毕业申请国外本科
国内的高中课程比较紧张,孩子除了应付高考课程,还要为出国做准备,如:托付、雅思、SAT、GRE等,对孩子的时间、精力等各方面都是一种考验,存在不少困难。相对劣势而言,本科留学的优势更加显而易见,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本科留学大热的主要原因。
(3)大学毕业申请国外硕士
学生年龄较大,人生观较为固定,语言学习能力错过了最佳时间,所以出国留学对于融入当地环境、语言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效果,远不如前两种方案出色。同时,研究生学历在海外毕业后的就业几率没有本科毕业高,造成留学后回流的现象居多
一位年轻的中国人,曾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了近6年。在日本期间,他受到了有关方面非常不公正的对待——歧视外国人的现象,学业受影响,身心受伤害。在日本,《Hiragana Times》曾报导了他的事情。这里就将他的一封信整理成文,向人们诉说其在日本留学期间令人遗憾的遭遇。
1992年10月末,我以“就学”的签证去日本语言学校留学。按照日本法律,语言学校的 学生只有两年签证,以“就学”的签证,我可以合法地呆在日本直至1994年10月末。
1994年9月,我参加了日本国立东京工业大学大学院(研究生)系统科学专业的入学考试。包括日本人在内,我以全考场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该校1995级硕士课程的研究生。1994年9月末,我收到了国立东京工业大学寄来的考试合格证书,指导教授是管野道夫。
1995年10月初,我拿着考试合格证明,去入国管理局申请转换签证,即从日语学校的“就学”签证,转成研究生的“留学”签证。
日本入国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研究了我的转换签证的申请资料后告诉我,由于日语学校的签证已经到期,不能续签,国立东京工业大学还未开学,考试合格证明并不代表我是该校的学生,只有该校的“入学许可证明”才能批准我的“留学”签证申请,所以只有考试合格证不能批准我的“留学”申请。那位工作人员要求我,要么回国等开学了再来,要么要求国立东京工业大学出具“入学许可证明”。
我马上东京工业大学留学生处,要求工作人员出具“入学许可证明”。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日本的大学时4月1日开学,只有到1995年3月末,东京工业大学开始办理入学手续,交了入学金后,才能算是正式学生,也只有等到那时,国立东京工业大学才会给我出具“入学许可证明”。
没办法,我又去了入国管理局,将实际情况反映给他们。我告诉入国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按照日本的法律,回国等开学了再申请来日的话,只有等到1995年3月末,才能开始办理东京工业大学的入学手续,交了入学金,拿到在学证明,再去入国管理局申请“留学”签证,顺利的话受理需要两个月左右,拿到入国管理局的留学申许可后,再将留学申请在寄给在中国的我,还要去日本驻中国使馆申请签证,这样最快也要到6月才能到日本,无论如何也是没办法赶上开学。
但入国管理局的官员告诉我,如果想上学的话,只有一条路,即回中国等开学后再申请来日。作过一切努力仍没办法获得合适的理由留在日本后,我遵守了日本的法律,于1994年11月回国,等到了1995年3月末国立东京工业大学开学后,再申请去日本,这期间需要等待4个月左右。
1995年3月末,国立东京工业大学开始办理入学手续,在日本的朋友帮我交了近20万日币的入学金,终于拿到了国立东京工业大学的“入学许可证明”,马上将留学申请及相关的材料递交给了日本入国管理局。办完所有的手续,到日本时已是1995年6月末,国立东京工业大学已开学了近三个月,那学期已快结束,学校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我已没办法上学,研究生第一学期只好休学了。也是到了日本我才知道,我的指导教授换了,新的指导教授叫广田,是1995年4月从其他学校调来的新教授。广田研究室刚成立,处于初建阶段,当时正式读学位的学生只有我和一位韩国博士生。这样由于签证的问题,休学一学期,正常的话,我应该比同级同学晚半年毕业,即于1997年9月毕业。
1996年4月,我所在的系统科学专业和其它专业合并,不再招收新生,当年招收的新生算新专业的学生。这样1995级就是最后xx届系统科学专业的学生。由于晚到的缘故,我比其它同学要晚毕业半年,在处理我毕业的问题上教授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大。
1996年3月左右,系统科学专业新学期教授讨论会上,系统科学的一位副教授和我的指导教授有矛盾,公开说,由于系统科学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有一门必修课,专业合并后,该门课程已经不开了,我失去了仅有的一次学习机会,没有替代科目,所以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没办法毕业。
当时广田研究室包括我只有两位学生,广田也刚调到东京工业大学,很多事情要做,研究室里不能没有学生,所以广田教授替我说好话,使我能够继续学习。但广田教授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多次对我说,他为我挨了别的教授的指责,在别的教授面前低头了。
同时由于我的问题的特殊性,毕业论文答辩时肯定还有人找麻烦,广田要求我毕业时只有做出比别人好得多的论文才能毕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根本没办法达到这个标准。广田研究室以前的研究项目已经完成,还没有新项目,研究室的研究方向还很不明确,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干。我自己查资料确定的研究方案都被广田以在世界上不新颖不为理由而否决,广田也未给我关于研究课题的任何指导(事后,在关于我不能毕业的调查中,他告诉负责调查的系统科学专业主任,中野教授,他曾借给我一本书,这就是他的“精心指导”的证据)。事实上,包括1996年3月招收的近10人的学生中,直至1996年6月,研究室所有学生的研究方案,全被广田以在世界上不新颖不为借口而否决。
随着1997年3月的临近,其它和我xx届的同学快要毕业了,系统科学专业也要不存在了,我要等到1997年9月才能毕业,系统科学专业论文评审会讨论研究我的情况时,一定会有很多麻烦,对我的处理成为使广田头痛的问题。
1996年6月,广田借我一门选修课没考好的缘故(事实上,广田故意刁难,全对的题都几乎不给分,评分根本没有标准),突然告诉我不能毕业。当时他告诉我不能毕业的理由是:第一,我没有那门必修课的学分。第二,我没能在1996年6月前,即我入学10个月后,拿出论文。
为了维护我自身的利益,我解释了我迟到的原因,但他根本不听。事实上,我不能毕业的根本的理由是教授之间的矛盾没办法解决,牺牲学生的利益来保全自己(事后,别的老师也这样告诉我)。
我不服,找学校留学生处、系里等诉述我的观点。首先,我没办法取得那门必修课的学分有客观理由,以我的情况,遵守日本的法律的话,肯定就没办法赶上开学。如果这能成为不能毕业的理由的话,我最终就因为遵受日本的法律而被日本法律所害,成为了一个受害者;第二,日本所有的大学没有10个月就要求硕士研究生拿出毕业论文,日本的研究生也没有人10个月就能拿出论文,这也根本不能成为我不能毕业的理由。
广田知道我找过留学生处、校长等地方后,恼羞成怒,公然对我说:“你没有系统科学必修课的学分,系里有位教授盯着你,现在没办法开,所以你不能毕业了。这只能怪你自己迟到,没办法选修必修课。那门必修课是我开的,只要交一篇报告,我就会给所有的学生那门课的学分,但现在无论你怎么学,我都不会给你那门课的学分的。”
我的问题在系里、学校都没办法解决,不允许我换系换研究室,不给我在学的机会,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教授们不但不让我毕业,根据学校管理条例,每个学生可在学校呆3年,我连留在学校的权利都给剥夺了。系统科学专业的教授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开学办理入学手续时除了自动退学手续,其它一概不给办理,留给我的只有一条路:自动退学。
最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入校,几乎每天第一个到研究室,在校期间克服了同研究室没有同学语言习惯等的诸多学习障碍,各科考试平均近80分,第一学期就选修完了两年硕士课程一半的学分,却没办法毕业。作为学生,认真学习,遵纪守法,为东京工业大学交了高额的学杂费,但却没办法毕业,我不明白究竟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