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db:Intro]... 自晚清起，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渐成潮流。百多年来，这股潮流虽有被阻遏的时段，但从未消歇，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更加壮阔。而且，留学潮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它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先生主编的《中国留学通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梳理国人留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日前就该书采访了李喜所先生。
读书报：请问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编写这部《中国留学通史》的？
李喜所：我钟情留学史研究已经30多年了。“文革”后期，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先生委托苑书义教授组织华北一些大学的老师，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我有幸参加。那时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教材写完后，我“爱上”了留学史。此时恰逢改革开放，留学潮风生水起，更激发了我研究留学史的热情。我在数年间写出了十几篇论文，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1987年后，又陆续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容闳传》、《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留学旧踪》等书。同时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争做留学史的论文，前后有20多篇。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以及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学的合作项目，都集中在留学方面。不少学界朋友建议我集中精力编写有规模、有水平的《留学通史》，我自己也早有此念。2003年，有出版社表示兴趣，我便带领团队全力投入了该书的编写。细细想来，我与这部书纠结的心路历程是：因“情”成“结”；因“结”成“命”，即融为生命的一部分。情结与使命的长期累积，必然在偶然中了结。
读书报：与同类书相比，《中国留学通史》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李喜所：中国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出国留学，迟至洋务运动时期才出现，至今也不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海内外关于留学史的著作也不过50多种，而且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而厚重的通史。用近300万字的篇幅，较完整地评述中国的留学进程，本书是第一部。和其它著作相比，本书具有通、细、新三个明显的特点。所谓“通”，就是系统全面。本书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大卷，一直叙述到今天。特别是新中国卷，为首创。每卷后附大事记，浓缩留学的总体变迁。所谓“细”，就是深入解析，于细节处升华大精神。例如，对“留学”一词的由来，书中有详细的考究。早期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也都做了实事求是地评论，许多留学名人书中皆有血肉丰满的叙述。当代留学生在国外酸甜苦辣的留学生活，在书中也可窥见一二。所谓“新”，就是采用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本书使用的基本是经过考订的原始的中外史料，并合理吸收了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则将宏观叙事和微观深入有机结合。这种尝试成功与否，还待方家评说。至于新观点，几乎每章、每节都有，此不赘述。本书最突出也是贯穿全书的应该是以留学文化考察留学史。以往的留学史研究，包括我过去的一些论著，基本从教育史或者文化交流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本书的谋篇布局，则力图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化人。
读书报：国内留学史研究现状如何？这方面现有的比较权威的著作有哪些？
李喜所：关于研究现状，我在本书的“全书导言”中有详细评述，这里简略勾画一下。“文革”前研究留学的人很少，偶尔涉及也以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留学研究逐步走热，20世纪80年代是起步阶段；90年代是升温时期；21世纪至今是走热阶段，有变为显学的趋向。而且从事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探讨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实际工作部门也从引进人才、孵化留学产业等不同角度研讨留学史和留学现状。但集中精力完整系统地探讨留学史的相对较少。目前较为公认的除南开的留学史研究团队外，还有徐州师大周棉教授的留学研究中心，广东珠海的留学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欧美同学会的研究群体。
就通论留学史的著作看，学界比较看好的著作有我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周棉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台湾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王焕琛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到目前为止，惟有我们这部通史“通”到了今天。
读书报：留学史研究的意义何在？在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研究走向？
李喜所：留学史研究的意义取决于其与国家、社会、家庭以及学术的联系程度。国家之命运系于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留学生是高级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更与吸引留学人才紧密相连。作为新中国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的两弹一星，核心力量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归国留学生；我们的院士，90%有留学经历。围绕留学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软环境的改革和建设，深化和推进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通过留学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汲取历史的营养和智慧，保证留学事业科学、有序的发展，而且能够拓宽史学的研究领域，促使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才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流与融合。
受强烈的现实感的制约，留学史的研究可能会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研究人数会增多，参与的学科会扩展。而随着整体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水平的提升和成果的丰硕，留学史将向细化、多元和综合的方向演进。细化即是深化，细节常常体认历史的真实和深度。而且，研究的范围会因留学生涵盖人、知识、文化、社会、世界等许多重要方面，将进一步引起多学科、多侧面的多元研究。留学史内容的深厚与广阔，决定了研究的多元走向。须在多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综合和形而上的升华，同时也必然有大学者在这方面写出高水平的传世之作。
读书报：一般人总觉得民国时期那些留学的人是有真本事的，回国后有一番大作为者比例很高，而且似乎更加爱国；现在的留学生好像水平差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小了，出去就是为了不回来。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喜所：从表象上看是这样的，实际却并非如此。和今天的留学生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一是人数少，精英较多。整个民国时期，留学生也不过5万，而教育部2010年统计的留学人数是80多万，实际还要多。近百万的留学大军，难免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留学队伍中还是云集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二是民国留学生公费为主，挑选严格。今天的留学生则自费远远超过公费，而且渠道很多。但是，主流绝对是好的。国家公费留学的考试还是相当严格的，完全可以保证质量。三是民国是乱世。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民国的一些留学精英在“乱世”博弈，容易变成英雄俊杰。另外，当前的留学生大多活跃在不大吸引大众眼球的科技、经济、教育领域，知名度有限。于是就引来一个错觉，今天的留学生无法和民国时期同日而语了。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的少了，爱国心也不如从前了，则需用与时俱进的新眼光和新思维来重新考量。的确，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基本都学完回国，如今则多数不归，尤其是留学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最简单、带根本性的原因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了新变化。民国年间，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长本领，回国工作，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如今，人们留学的目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增长知识、才干的基础上，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在他们心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很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觉得国外最适合他们学习、工作、生活，就暂时留在了国外。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状况的迅速好转，又有越来越多的留学者感到回国更有利于自我的发展，纷纷回国。诚然，回国工作是一种爱国，但在海外发展也绝不能讲就不爱国。在“地球村”时代，只要想为国效力，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实现。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超越以回国与否来划分是否爱国的单线思维，将爱世界、爱人类与爱祖国融为一体，在追求大爱中振兴中华。
清末的留学生有何作为？如何评价？
去日本留学的人数在不断上涨，而且日本的留学费用相对于国内大多数家庭来说，比较经济，留学日本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回顾日本的留学发展史，在清朝的时候。日本留学形势是怎么样呢？跟着来看看吧!欢迎阅读。
清末民初，中国学子为何扎堆留学日本?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到国外留学，有的甚至在中学阶段就到国外接受教育。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民初，同样掀起一股留学热潮。与如今大多倾向于欧美留学不同的是，当时的年轻人大多选择留学日本。
了解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为何变得强大，是吸引中国学子留学的主要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留学日本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在清末至民国的数十年间，数万人到日本留学，其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
去日本不需要签证
甲午战争(1898年)之后，中国人去日本变得像去上海一样容易，因为不需要签证。而且到日本的船票又便宜，到横滨最贵的头等舱不过五十四银元，到长崎最便宜的三等舱才六银元。
当时，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提倡国内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此后六七年间，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从上海或天津上船，往日本的福冈、长崎、东京进发。那么多的中国学生到了日本，日本有那么多学校可上吗?何况大多数中国学生没学过日语，到日本要先上语言学校。不过，这对那些“见钱眼开”的日本商人来说无所谓，只管开个语言学校让他们登记入册，百事不管。商人觉得反正这些留学生或是迫于父命，或是追新逐潮才来日本的，多混几年不打紧，回了家乡，也算喝过咸水吃过寿司的维新人士，哪里没有个前程?
正当中国年轻人热衷于留学日本时，另一位大臣端方，向朝廷奏了一本，说道：中国人怵于日本之自强，往往径赴东洋，其实日本学术也是学自泰西。他接着说，欧美国家，中国人去得少，老师教留学生认真不敷衍，比较容易培养出有用之才。他警告说，像现在这样目光短浅，顾惜资费，势必会“习于近便，继往无人”，学不到真正的西学。1902年，端方接任张之洞的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后，他不惜重资，遣送了两湖学子二十多名前往美、德、俄、法等国。当然，如果不是两湖人士，也不要紧，端方上奏的本子，朝廷已经核准了，没多久，清政府便饬令各省，选派学生留学西洋。
此时，清政府也不同往日，事事都要立个章程，官派留学也不例外。在章程中首先规定，得看学生懂不懂西文。不通西文者，官府只选那些“年十四五，心地明白，文理晓畅”的，如果通一门英文或法文，则十五至二十五岁都在候选之列。何以如此?因为照看过留学生的各国使臣都说，人过二十，舌根就硬了，学不了外语，而且，年长的人好议论时事，又喜欢欺负幼小者，比较难管。
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拔通西文的青年呢?章程里说了，边省腹地，风气晚开，不太容易选出通西文者，因此学西文还是从娃娃抓起比较好，不过，他们也要求“娃娃”的中文一定要好，不然会忘本。这些选出的留学幼童，按省份集中，各省派一位熟习当地文字的“帮教习”，即领队带着他们出洋、赁屋、延师，居间翻译。如果实在找不着合适的人，去德国用英文译员，去俄国用法文译员，也勉强可以。
官费留学欧美一年发千两银元
在这些留学幼童中，如果有生性顽劣不听管教的、游手好闲无心向学的、偷鸡摸狗有损颜面的，一概立即遣送回国，而且还要追缴学费以示惩儆。说到这里，关键的问题来了：学费是多少?
留学幼童实施的前几年，留洋学生由各省自行派送，学费相差非常悬殊，少的一年七八百两银子，多的一年有两千两。不但苦乐不均，而且有失公平。朝廷调查后决定，每人每年一千二百两，即每月一百两银子。这每月一百两中，二十两是“修金”，就是学费，八十两是食宿零用。
根据情况的不同发放方式也有区别：如果学校提供住宿餐食，则由使臣统一缴费，每月发给每人十两银子作零用。有的留学生家庭经济比较拮据，也可以申请每月给付家里十两赡费——这也是湖北开的先例，以去留学人员后顾之忧。
帮教习带着留学生集体居住，以两年为期，如果条件允许，等到他们“稍解语文”之后，可让留学生到当地人家中寄寓。正式学习以三年至五年为期，毕业之后，还有一个“游历”阶段，让留学生们在欧洲各地转转，看看“诸名厂及一切艺术”，每人大概可以领到四五百两银子。不过，这笔钱暂时用不着，可以缓筹。
那么，那时的一两银子值多少钱呢?当时一个鸡蛋值两枚“当十钱”，即二十文，一两银可以买七八十个左右鸡蛋。当年，齐如山(1875-1962，戏曲理论家)和三个朋友吃一顿便饭不过二十枚铜元，约合七分之一两银。以购买力计算，那时的一两银子至少相当于2009年的300元。这样算来，一个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一年一千二百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36万元。这真是一大笔钱。
想想当时国内亟须西学人才，每年每省送出去多则四十人，少则十人，难怪地方教育预算处处吃紧。于是有出使比利时的大臣杨兆鋆奏称，比利时“学制大备”，尤其路矿制造，为其所长，更关键的是学费住宿都比较便宜。杨兆鋆说，留学比利时，一年只需要“一千六百佛郎”，比起其他国家来，只有三分之一的费用，与其在法德美俄培养一个人，为什么不在比利时培养三个人呢?这个奏折，打动了朝廷与许多封疆大吏。此后，清政府调整了官派留学的政策，派往比利时的居多。以两湖为例，端方于1903、1904两年间派出的留学生，美国11人，德国24人，俄国4人，法国11人，比利时则达到了48人。
留日学费一年十七两银
上面说的官费留学。一些没被官派留学选上的，就选择私人自费留学，而自费留学，还是去日本的多——便宜才是王道。以日本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为例，190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记载，专为中国人设的“清国留学生部”预科学费为每年日银三十六元，本科学费是日银四十八元，如果继续上“大学高等预科”和“大学部”，清朝留学生与日本学生缴同样学费，各分三期，高等预科总计日银三十七元五，大学部日银三十三元。
当时，日银两元相当于华银一元，即七钱白银。也就是说，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的学费，最贵也不过每年十七两银子!比起欧美留学的每个月学费二十两，你会选择哪个?
更重要的是，日本留学生又不见得不吃香。按照张之洞1903年制定的学务章程，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学成归国考试合格，分别授予进士与举人资格。1905年6月，朝廷举行第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由清朝学务处主持(当时因为还没有欧美留学生回国，参考的十四人全是留日的)。考卷分为国际公法、法律诉讼、商业财政、机械学、化学五类，可见当时培养留学生的主攻方向。
题目出得不算深，如“商业财政类”考的三道题目是： 一、银行为一国财政之枢纽，其种类功用若何，试详论之。二、各国财政皆以发行公债为政策，试详列其种类并言其利。三、国税与地方税异同论。
科学类更简单些，估计考官自己也不太懂，如“化学”三题为：一、化学关于国之富强论;二、石油生成之理说;三、安全火柴之前途及其制造法。
接下来还有“殿试”，考的是留学生们的“国学”，这才是让当时留学生头疼的内容：一、楚庄王日训国人申儆军实论;二、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论。——如果考留学生一直这样考下去，很多人会替那些十四五岁就跑去欧洲呆上六七年的小留学生捏把汗。好在考试不过是走个过场，授职与考试成绩并不挂钩，而且，这个考试不限于公派留学生，自费生也可以参加。例如，陆宗舆(1913年至1916年担任驻日公使，五四运动中，他与曹汝霖、章宗祥一起被称为“卖国贼”)当时就是早稻田大学政科自费生。他考了一等第二名，被给予举人出身。自1905年起，考试、任用留学生形成惯例，直到1911年，六年内，考了七次。其中参加考试的欧美留学生共136人，而留日学生达1252人。
不过，端方似乎没有说错，那些留学欧美的学生，考试成绩确实名列前茅。可惜的是，留学欧美的学子刚刚返回国内，端方便殒命于四川资州，而且“用人单位”清朝政府也去日无多了。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个贫困家庭，7岁时，父亲把他送到澳门一家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容闳在这所学校断断续续读了12年。1847年， 容闳跟随校长布朗来到美国念高中，后来又考取了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留美第一人。
从大学时代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容闳就立下了帮助中国幼童留学美国，学成后归国建设祖国的志向。
1854年，容闳学成归国。其时正值太平天国之乱，容闳先后拜见过太平天国洪仁玕和清朝曾国藩，最终决定效忠清朝。因为容闳是当时少有的通晓西方文化的人才，容闳得到了曾国藩的重用，先后为平定太平天国、解决天津教案、建造兵工厂等立下了汗马功劳，容闳也趁机通过各种渠道向朝廷提出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终于，清廷同意选派120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
从1872起，120名幼童分四批前往美国学习。
在这120名留美幼童中，最终归国效劳的共有94名，他们回国后大都从事洋务事业。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留美幼童在中国邮电、铁路、矿业、教育、外交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
据统计，在94名归国留美幼童中，从事过电报业的共计20名，是我国电报事业的创始者与奠基者；从事过矿冶工作的共计8名，大部分任矿山工程师；从事过铁路工作的共计13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詹天佑；担任外交官的共计21人，著名的有唐绍仪、梁诚等。
留美学生是清末真正的精英，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于后来清廷为了省钱派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成了革命党，做了清朝的掘墓人，完全没有起到让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于建设国家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