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db:Intro]... 英国留学生活中的消遣娱乐方式。留学生在英国留学生活期间肯定会出现无聊寂寞的时候，那么在英国留学期间有哪些消遣娱乐的方式呢?下面我就带你一起来了解一下。 英国生活简直太无聊了。这样的话并不新鲜，你常常会听到。 这里，无聊得淡寡，安静得发慌。很多人会这样对你说。 英国娱乐丰富么?如果你这样问人家，显然答案是没有的。不管是呆了几年，还是10来年的华人，不少人还会说：英国太无聊了。 正是如此，有很多人纷纷计划着回国，那一片热闹的地盘里，什么都有，丰富的娱乐项目，饭店酒楼各类娱乐场所是不关门的，哪象这里，商场6点关门，餐馆开到9、10点就不错了，英国，哪有什么娱乐可言? 08年我刚抵达英国，曼彻斯特机场出口出来，机场小的让我充满怀疑，简直就是县级水平的级别(虽说国内也许还没有县级机场)，可是机场真的小啊，相当安静，人寥寥无几，出口也就巴掌大，几乎就够一个人来往。我就这么独自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大英帝国。 朋友载着我行驶在高速上，正是黄昏，8月的天气，依然微凉。朋友做了个总结性陈词，?英国就是一个大农庄。呆久了，你就知道了。? 当时我毫无直观印象，只看到高速旁边田野，绿树，牛羊，来不及细细琢磨，更体会不到客居他乡5年的朋友这句话里的其它意味。管它农庄还是城市，反正我来了，我的目标就是读书、学英文，给自己一个撑杆，跳过去。简单之极。 当然，所谓的要规划工作，获取永居，自然丝毫不在脑子里。我是要回到自己国家的。留学就是留学，谁还想跟它一辈子啊? 利用假期到各地旅游是留学生们不容错过的消遣方式 留学生的主要娱乐是什么呢?旅游!新鲜感十足的时候，迫不及待的看看这个国家。这也是各大学语言中心的重头产品。紧张学语言的同时，丰富的旅游项目是必备项目。 一众青年学生(多数以亚洲人为主)，叽叽喳喳的，张罗玩乐，好不快乐。那个时候，英国在我们眼里，依然是新鲜的，是美的，它的绿野、乡村、古迹、城堡、海滩，无不独特而迷人，不张扬，不华丽，但足够有让你推开门去探个究竟的欲望。我们的留学生活，就在与功课苦苦奋战中，掺杂着旅游远足的乐趣，让你在厚重的压力下，有不少期盼和惊喜。 留学生的另一个娱乐项目呢?Party! 虽然你可能和我一样，直到出国才知道Party这回事，没关系，joinandhavefun。虽然那可真是磨人啊，是要午夜出去，酒吧喝几杯，扯着嗓子和身边人聊天，然后在舞上几圈，天亮时回去睡觉。我知道你会抗拒，象我一样，我是一个不好好睡觉就跟死鱼一直无精打采的人，而且每晚几乎11点整点睡，熬夜这回事几乎没听说过。可是，你要一个人离群索居么?同学的生日Party，学期末Party，ChristmasParty，等等，你都要错过?还是乖乖打扮好，加入大部队吧。不party不知道，年青真是有能量，音乐，狂欢，醉酒，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估计留学生活有点打折扣了，至少我这么认为。你的身边是来自五大洲的同学，白天大家被功课压着，战战噤噤，如履薄冰，一杯酒下肚，什么笑话都来了，什么话题也都扯开了。 这就是英国式的社交文化。要聊天，酒吧喝一杯吧。不管你什么阶层，端着酒才好聊天。你可以小酌，未必要豪饮，但是你得首先接受英国人的酒吧，概念上它就跟我们的茶馆一样。 热闹的留学生活很快结束，随着毕业，90%的学生都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自己的国家，那里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天时地利人更和。于是突然间，辛苦的学业结束，城空了。还留在这个国家的为数不多的人，都得为自己的饭碗打拼了。 或者可以说，留学生活的热闹是你海外生活的华丽一笔，宛如昙花，热闹过后，有你漫长的一个人的煎熬，如果你继续留在这个国家，为自己谋出路。 英国式娱乐 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一夜间面临人去城空。人纷纷散去，而斗志不减的你，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你选择了留下，再给自己时间试试。在新工作的挤压，新文化地域的不适应，对回国的想念，职业交叉口的左顾右盼，诸如此类的等等挤压中，所幸，我到的是伦敦。因为伦敦，你觉得生活充满乐趣，没有厌倦。 伦敦是一座城，伦敦外都是乡村，严格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伦敦能给你什么?夸张的说是一个微型地球村。这个要等你在伦敦住下，才会感受得到。它几乎不会让你厌倦，永远有层出不穷的文化节日，而各种博物馆，艺术馆，画廊，你看也看不完。你能见到世界各地的人，也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虽然中餐并没有那么地道。这个城市根本不大，但似乎你永远看不完。走过的街道，河岸，公园，你总会想再走走。今年走过的路，明年再走，依然会美好如初。 可是娱乐呢?你不能随意去找个地方，洗头，按摩，足浴，这里没有的。麻将，没有的，赌场倒是有。KTV,也是有的，但是陈设显然没有国内豪华高级。你若在国内习惯了前后簇拥，享乐云云，恐怕这里就是会让你淡出慌的地方了。没有了这么多消费，拿什么去度过业余时光呢?画廊，博物馆，剧院，图书馆，习惯么?你是不是会多么想念那些24小时开着，随时恭候你光临的消费场所? 在英国五年了，你说我不想念国内的热闹?那肯定是假清高。可是我要怎么说呢，这五年来，人一点点的被敲打，被锤炼，被清洗，到最后安于平淡乏味，安于静悄悄。名利心淡去，事业心减半，能把这每天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就是莫大的幸福快乐了。 很多乐趣都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开始养花，居室无大小，没有花园，花一样盛开。开始认真做菜，为了自己的胃，也是一种娱乐。灯光下，翻炒菜蔬，汤在锅里褒着，你好像重新开始认识食物的芳香，而国内餐馆遍地，你被惯坏了，从不曾下厨。你可以去学很多技艺，乐器，舞蹈，画画，哪怕冷门的爱好，这里总有市场。反正朝九晚五后的时间都是你的，你得打发安排好。你开始看厚厚的典籍，因为对中文的想念，也因为并没有充斥欢唱搞笑的电视屏幕，于是你看看经典，安慰一下想念。你也追流行剧和综艺节目，但会想也许好好的看看经典，比如书和剧。那些老片，翻出来，网络上容易得很，一个人重新温习，重新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来。诸如种种。过滤掉热闹嘈杂后，你发现其实你可以沉静下来，做点平素看起来很花时间难以开头的事。 当然，天气是难熬的，冬夜是漫长寒冷的，可是你也适应了围炉煮酒，或温一壶茶，一本书，一张碟，一个夜晚。夏天是短暂的，阳光是不多的，可是一有温煦暖阳，那喜悦来的极度珍贵和丰沛，极度的开怀，走出去，看看蓝天，欣赏花开。你习惯了这清静有节制的生活，你吃简单生食，蔬菜鱼肉，不浓酱重味，入口也能琢磨出甜味。你的娱乐不多，朋友也不多，可是你并不孤独。你和你的朋友，偶尔出来漫步，吃饭，看戏，不见的时候，一个人猫着，也很自在。这种感觉，这样的生活，是缓慢的，是单调的，是有节奏的，是有大片留白的，你慢慢适应了，并觉出它的好处来了。如果猛的把你扔在国内嘈杂的生活圈子里，车水马龙的应酬，吃喝娱乐，恐怕已经不适应了吧。这样高强度的热闹娱乐，一年返乡一次，似乎已经足够。 你若问起我，什么是英国式娱乐?而你若恰好刚刚到来，遍地寻找好吃的中餐馆，要夜夜笙歌的闹，因为商场6点关门而怨气冲天，没有洗脚按摩等等休闲消费，对英国人的喧闹酒吧嗤之以鼻，那我没有办法。
张丽玲案国内国外都没完
一部反映中国留日学生艰苦奋斗生活的纪实性电视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中国放映后，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就在这一部电视片引起轰动、制片者张丽玲一夜之间成为名人的时候，从故事的发源地东京，却传出另一种声音，指出这部电视片作假，更披露张丽玲本人学历、经历都有假。
■5月5日，张丽玲的《我们的留学生活》第一集《小小留学生》在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后，收视率高达20．6%，在日本引起轰动。
■5月12日，史国强在京被不明身份者殴打。
■5月30日，日本华文报纸《日本新华侨报》负责人蒋丰和《中文导报》负责人之一的邱海涛分别在上海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指出《我们的留学生活》作假：在《角落里的人》一集中，史国强是张丽玲拉去表演“黑角色”的，不是生活的真实；其二张丽玲是浙江杭州人，原名张壑丹，自称毕业于“日本国立学艺大学”硕士生的履历不实；还有张丽玲做陪酒**及在粗俗的日本体育小报上“拍写真”的历史被掩盖。
■6月5日，上海某周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留学生活》惊爆作假内幕”的报道，被某大网站转载，立时引起公众及媒体的议论纷纷。
■6月5日，《我们的留学生活》摄制组发表郑重声明：在长达4年的摄制过程中，《我们的留学生活》（包括有史国强的这一集），其中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作假”之处。
■6月7日，成都某报消息，张丽玲正着手起诉首发“作假内幕”的上海某周刊。
■6月9日，东京地方法院受理张丽玲诉《日本新华侨报》负责人蒋丰对《我们的留学生活》名誉损害案
《声明》指出，“编造这一假新闻的蒋丰及《中文导报》，不但诬陷《我们的留学生活》，而且用极为卑劣的手段，对张丽玲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及诽谤和陷害，完全是别有用心，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运用法律手段，对蒋丰等人提起法律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
■《东方时报》负责人致电上海某周刊和某大网站，指出蒋丰和《中文导报》负责人邱海涛是出于某种利益造假。
另有内情
■隐在背后的利益
对于张丽玲所说“这一切是因为《中文导报》办了一个电视频道，一直在跟我们的CCTV大富电视台竞争，竞争不过，就不择手段”的说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在日资深媒体人士向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
张丽玲是大富商事的社长，大富商事成立于1998年3月，它最早是由日本富士电视台和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大仓商事（东京著名的五星级饭店———大仓饭店即为其所建）集资所建，主要的工作是将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通过卫星接收下来，在日本国内播放。此后不久，由一对在日中国留学生夫妇罗怡文个人创办的公司———中文产业株式会社（主要编辑发行周报《中文导报》），与日本几家公司和个人合作，成立了一家中文电视台———乐乐中国。乐乐中国电视台除播放台湾、香港的电视节目外，还每天自己制作半小时的新闻节目，这一点比大富商事只转播不自办节目，更像一个电视台。但由于两家公司面对的客户市场只有一个———在日中国人，因此，自然成不了亲家。乐乐中国电视台最感不满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日本的播放权已让大富商事独占，乐乐中国无法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关中国的节目，只能向香港的电视台购买。乐乐中国几次要求中央电视台也给予他们转播权，但中央电视台表示为难，因为当年在与日本富士电视台签署转播节目协议上，已清楚地写明“在日的播放权为富士电视台独有”。而张丽玲作为大富商事的社长，自然不会同意让乐乐中国电视台来抢自己的市场。
■四家华文报纸舌战升级
关于《中文导报》与《日本新华侨报》给张丽玲揭丑而《时报》与《东方时报》却维护她的情状，这位在日媒体人士说了一段“内情”：今年3月，乐乐中国电视台的姐妹传媒《中文导报》不点名地批评一位我驻日人士，是阻止乐乐中国电视台获得中央电视台转播权的罪魁祸首。过了不久，《中文导报》的批评升级。对此，另一家在日华文周报《东方时报》站出来打抱不平，一时双方火药味甚浓。其后，双方的争吵更烈，并且有两家报纸也加入了这一斗争的行列，一家是10天出一次的中文旬报《日本新华侨报》，另一家是有“在日唯一中文日报”之称的《时报》（一周出5天报）。《日本新华侨报》是由蒋丰所办，而《时报》则是由张一帆所办，两人都是40出头之人。最早时，两人还是另一家中文报纸《留学生新闻》的同事，只不过张一帆当时任主笔，而蒋丰则是普通编辑。后来，张一帆离开《留学生新闻》，自己创办了《时报》。而蒋丰在离开《东方时报》之后，自己办了一份《日本新华侨报》，不久，与《中文导报》建立了协作关系。据说在《日本新华侨报》的最后一版，全是乐乐中国电视台的广告。
■文/宋华 杨文健
某留学生：好不容易出了个张丽玲
一位在日近十年的留学生宋先生告诉记者：平心而论，大部分在日留学或留过学的人，无人会说（这部）电视片所纪录的一切均是造假的东西，因为每一个留日学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至于张丽玲本人是否是从那一个学校毕业，留学生时代有无做过陪酒女郎，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事，严格讲来，与《我们的留学生活》这部电视片无关。日本放送协会（NHK）的一位节目制作人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告诉一个人，这一个节目要连续拍一个月，他还能承受。如果告诉他要拍一年，那么，他非辞职不可。但张**不仅拍了一年，而且一拍就拍了4年，这是一个奇迹，这也是她和这部电视片的价值所在。”
宋先生说，6月9日夜，我们同一群在日本本田、IBM公司以及各大银行和证券公司工作的在日中国白领人士在东京举行交流会。会上，这群毕业于日本各著名大学的中国人悲叹：“我们在日的中国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张丽玲，为什么大家不能像日本人一样为她组织一个后援会声援她，反而要搞臭她？”
蒋丰：我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6月12日下午，记者拨通了《日本新华侨报》负责人蒋丰的电话。
蒋丰表示很愿意接受记者采访，他显然对张丽玲一事还意犹未尽，对近来国内一些媒体只转载了张丽玲的澄清声明而未能让作为“反方”的他说话，他表示很不满。
■张丽玲的片子只是片面的真实
对于披露张丽玲“作假内幕”的初衷，蒋丰一字一顿地强调说：“所有在海外华人都在谋取成功，但如果以损害海外华人利益来获取成功，这样的事情不要让我知道，否则那一定是通不过的。”记者问他是否直指张丽玲损害了海外华人的利益，蒋丰没有正面回答，他列举了一些华人在日成功的统计数字后说：“张丽玲的片子刻意强调真实，但那只是片面的真实，是有选择性的真实。她挑选了一些片面的东西，并不具有在日留学生的典型性、代表性，但其给人留下的印象与影响远远超出意想之外———让人看了都以为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是这样苦、这样没出息！”
■没想搞垮CCTV大富
对于《我们的留学生活》摄制组于6月7日发表的声明，蒋丰似乎早已烂熟于心，对此，他提出两点质疑：声明以“《我们的留学生活》摄制组”名义发表，但这个摄制组既不是社团法人，也不是民间团体，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可能是两个人———张丽玲和张焕奇；声明中提到“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这可能吗？
■背后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对于隐藏在幕后的“利益”问题，也就是记者关心的有关CCTV在日落地权的争夺问题，蒋丰的回答是一连串的反问：“我怎么可能去搞垮大富电视台？又怎么能搞垮呢？”他极其肯定地表示，CCTV在日落地权，从来没有人争夺过；对张丽玲的披露，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在里面。他语气激烈地说：“这是把问题人为复杂化！问你有没有作假，你只要回答有还是没有，为何顾左右而言他呢？”
■翻录是为让读者辨别好坏
这中间有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是，记者通过某种途径获得了一张5月28日的《日本新华侨报》的第25版报样，在此版下端，“感谢读者订阅大优惠”的粗黑标题之下，赫然竟是这样一个句子：“凡在优惠期间订阅《日本新华侨报》一年者，免费赠送《我们的留学生活》录像片一套。”看来，这也就是张丽玲所说的蒋丰私自翻录该片，被其诉上法庭一事的实证之一了。面对记者的质询，蒋丰说：“张丽玲告我确有其事，但那是针对版权问题，而不是某些媒体说的以诽谤罪起诉。”他告诉记者，5月26日，他同张丽玲一同出庭，结束此次开庭后，他表示请求下次延期出庭，“因为下星期要回国有事”。记者掐指一算，4天后的30日，蒋丰已在上海接受某周刊采访。
那么为何要翻录该片先“贩卖”后“赠送”（在此之前《新华侨报》曾以1000日元/套有价而估）呢？蒋丰说：“我不同意拿它促销的这种说法。事前我们已经在报纸上发了许多有关它的批评文章，以工本费出售和后来的赠送只不过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原样的东西作为资料永久保存，让读者自己去辨别（好坏）。说得不好听的话，我们把你的东西白白奉送出去，连工本费都不要。再说，我也可以随时取消（广告）嘛。”
■我百分之百赢定了
对于这起被告侵权官司，蒋丰笑着告诉记者：“我百分之百赢定了。”他告诉记者，因为他曾介绍两个人给张丽玲拍摄，所以在片后的感谢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而事先、事后张丽玲都没有通知他。正是由于这个感谢名单，证明了他同该片的关系，所以侵权不会成立。
■在学历上造假的人什么假不敢造
当谈到同时被提出来的张丽玲的学历与经历问题，这问题曾被拿出来作为因果推论的前提：一个人如果连自身的事都作假，怎么能保证片子的真实呢？蒋丰对此事表示不愿意多讲，“这会使事情的格调降低，成为隐私大战。”但他同时又说，一个人如果敢在学历上造假，那他还有什么假不敢造？他并解释说“这个观念也许是受日本影响太深的缘故。”
■最后还要靠法律解决
当记者问到这件事最后该怎样结束时，蒋丰沉吟了一下说：“靠法律，诉诸法律解决。”他说希望张丽玲敢于出来承认错误，因为事情对她会越来越不利，她的隐私暴露得会越来越多，客观效果上她有可能不能再做大富社长。“嗯，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蒋丰说。
■我是讲职业道德的
对于自己的言论，蒋丰笑对记者保证：“我对自己的言行可以负责（作为一个做媒体的人），我是讲职业道德的。”针对有关其说话刻薄、喜欢挑起事端的传言，他说：“如果我恶名远扬，做的东西都是假的话，那在日本这个地方，我是不可能做下去的。”
■文/本报记者 杨文健
律师：我在等待史国强的消息
■史国强没有开口要1000万日元
日前，记者与史国强在国内的代理律师胡书韩取得了联系。据胡律师介绍，史国强是4月下旬回到北京的。回北京后，他找到播放了《角落里的人》的电视台及出版《追梦女人》和有关VCD光盘的出版社，要求他们停止播放，进行道歉并保留进一步诉诸法律的权利。随后，他又与正在京的张丽玲联系，准备与之协商解决两者间的纠纷。本来张丽玲已同意协商解决，协商中，张丽玲对纪录片播出后对史国强造成伤害表示理解和同情，同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于是史提出300万日元的补偿，张丽玲也表示认可。但不知什么原因就在签调解协议前，张丽玲突然反悔，协商失败，史国强飞回了日本。根本就没有像有些媒体所报道的史国强开口要1000万日元的事。胡律师称，史国强回日本后还会与他联系，如果史国强最后决定诉诸法律的话，他们将从侵犯肖像权的罪名把有关电视台、出版社推上被告席。另据胡律师讲，史国强也已在日本请了律师，准备在日本解决与张丽玲之间的纠纷，他说，张丽玲有可能告诉了冯明用真名不打马赛克，拍摄纪录片，但史国强并不知道，而且张丽玲也肯定没当面告诉史国强。在史回到北京与张丽玲协商时，张丽玲只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史国强头部被缝了十针
关于史国强在京被打一事，胡律师是这样说的，5月12日晚11时左右，史国强开车来到国际展览中心附近，车停下后，有3个男人走到车前向坐在车里的史国强问路，但就在史国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3人却动起手来，用砖头把史国强的头打破，随后扬长而去。伤后，史国强来到附近的煤炭医院急诊，头被缝了12针，派出所民警闻讯后赶来询问案情。史国强认为，自己10年没回北京了，根本没什么仇人，况且此次回北京，许多亲戚朋友都不知道，就更不用说其他人。对自己被打原因虽有疑虑却没有真凭实据。据胡律师介绍，史国强被打后，张丽玲姐妹也前往医院看望史国强。
■文/舒文
专家：可导演但不能胡编
什么是纪录片？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何苏六说，纪录片就是把现在的事物记录下来使其成为明天历史的影片。他认为，既然要使之成为历史，就必须要真实地记录，如果没有真实感，纪录片就不叫记录片，更不用提什么美感了。他承认，目前在许多纪录片中都运用了摆拍或导演介入的手法来表现，他认为，运用这些手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原声纪录的，但使用这些手法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所表现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而绝不能胡编乱造，同时要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能一味追求真实和冲击力而伤害他人的权益。
何苏六认为，纪录片应该是在很自然的环境下拍摄，千万不要强迫或恳求他人参加拍摄，这样不仅会使纪录片缺乏美感而且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北京有线电视台《第三只眼》的制片人张治坦诚，作为纪录片的制作者，经常会遇到是追求真实、冲击力还是要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这种矛盾。他举例说，采访一个被拐妇女，如果真实地把采访经过详细而不加任何技术处理地表现出来，冲击力一定很强，观众喜欢，制作者也满意，但当事人的权益无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此从职业道德的角度出发，只能不拍正面或进行技术处理如打马赛克，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作为新闻工作者或纪录片制作者应该有起码的职业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