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鲍韶山：“备受推崇”的米尔斯海默有两个盲点 三、虽然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挑衅俄罗斯是鲁莽之举，但他非常乐见美国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战略。 （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乌克... 鲍韶山：“备受推崇”的米尔斯海默有两个盲点
三、虽然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挑衅俄罗斯是鲁莽之举，但他非常乐见美国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战略。
（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乌克兰战争的进行，俄罗斯人显然不是“可以轻松击败的对手”。相反，俄罗斯军队的表现证明，他们有能力战胜由西方支持、训练和提供补给的乌克兰军队。简而言之，俄罗斯正在赢得这场消耗战。尽管许多独立分析人士在乌克兰2023年夏季攻势失败后不久就得出了这一结论，但米尔斯海默的评估显然慢了半拍。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对战争形势的分析非常谨慎，更喜欢用“僵局”一词来描述战况。不过，他最终还是通过承认战场上的现实挽回了一点颜面。当然，我的吹毛求疵并不是要在这里“事后诸葛亮”——这将会是一种因小失大的自恋心理的体现。
（2）更确切地说，我要追问的地方在于：如果俄罗斯这个“三流国家”（按米尔斯海默的说法）都能够挫败整个西方世界的集体努力，那还有什么理由挑起一场与他眼中“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之间的潜在战争呢？米尔斯海默承认，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是他所推崇的遏制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当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最近在讨论中指出这一点时，米尔斯海默只是简单地把战争爆发归结于“大国政治的悲剧”。
遏制政策已经预设了威慑战略的前提，即一个更强大的行为者可以吓阻较弱小的行为者采取行动。这就是现实主义者的“势力均衡”概念。在理论层面，这一切都很完美；但在信息不充分的现实世界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寻求改变交往规则的情况并不奇怪。但威慑理论的问题在于：
a.它不能保证处于弱势的一方无论如何都不会采取行动，因为弱势方受到的驱动力远远超出了“理性选择”理论的范畴。正如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所指出，哈马斯的案例就是证明。尽管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处于明显优势，但其“威慑战略”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b.一个行为者的威慑行为构成了另一个行为者采取行动的动机。这将毫不意外地导致军备竞赛增加的可能性，而结果必然是军事冲突的风险上升。米尔斯海默的威慑或遏制战略只会导致局势朝持续不稳定的方向发展，且几乎无法保障他口中美国霸权野心的实现。考虑到失败的风险，在现实主义者眼中，这种战略应该是不理性的。
四、“理性选择”理论单薄的外表留下了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谈论哪一种理性？这个问题涉及各国基于目标决定手段的不同思路。对米尔斯海默来说：
（1）在目标问题上，“理性”的国家对生存的追求高于其它一切目标。它们会为了生存（或者安全）放弃经济繁荣的目标。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算计框架：要么选择繁荣，要么选择安全，并假定这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接受的思考框架。讽刺的是，他在认可这种意图的同时，却假设所有国家都无法了解其它国家的动机，现在是如此，更不用说未来了。
（2）这种“目标决定手段”思维框架的第二个问题是，不一定能够从目标中研判对方的手段。然而，米尔斯海默却在一个关于既定目标的特定概念下，部分手段的适用性表现出很强的预设性。对他来说，最适合国家采取的手段就是追求霸权。他最近在北京发表演讲时说：
美国通过成为“整条街上最强壮的伙计”来保证自身安全。使用大白话的好处是迎合了人们的“常识”，但它是失败的，既因为这种战略存在风险，也因为替代方案能够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
（3）换句话说，米尔斯海默的“理性”是一种程度非常有限的理性。然而，完全可以想象，某种不同于米尔斯海默观点的替代方案也可以被视作在特定条件下的理性。这正好暴露了他缺乏历史视角的“理性”概念在分析与范式层面的局限性。各国可以通过相互合作来确保安全，使各自的安全利益相契合，形成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并不是非理性的做法。
类似地，“要么选择繁荣、要么选择安全”的二元对立论也排除了接受另外一种主张，即通过经济繁荣带来安全，繁荣成为实现安全的手段的可能性。即使按照米尔斯海默所偏好的关于“势力均衡”的“真实权力”观点，没有繁荣也意味着国家无法获得实现安全的能力。
五、尽管米尔斯海默很清楚，美国在欧洲的行动会在某个时间点引发俄罗斯的回应，但他却对美国的算计和行为如何影响其它国家（尤其是中国）视而不见。
在对华问题上，米尔斯海默给出的回答基本上是“美国应该尽快变得强大，并保持强大”，即使这意味着采取“托尼娅·哈丁”（Tonya Harding，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曾于1994年冬奥会前夕为赢得比赛雇凶伤人，制造了美国花样滑冰史上最大的丑闻——译者注）的方法给中国下绊子。对美国来说，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失败并带来毁灭性后果，超出了信奉现实主义的米尔斯海默所能接受的风险程度。不过，任何理性行为者在采取行动之前，肯定都会评估其中潜在的风险。
六、美国遏制中国的理由是为阻止中国扩张。然而，除了指出美国过去的类似行为外，米尔斯海默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具有美国那样的扩张意图。他其实是把美国的算计和行为模式投射到了中国身上，可他对俄罗斯算计和目标的评估却表明存在其它可能性。米尔斯海默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俄罗斯怀有扩张主义（更不用说帝国主义）野心，并以此为依据抨击那些基于这类指控主张遏制俄罗斯的人。可他自己却陷入了那些批评对象所执着的幻想中。
米尔斯海默不遗余力地强调，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有扩张意图。但是，尽管缺乏证据，他却认定中国有这样的意图。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在对俄罗斯持一种看法的同时，却对中国持另一种看法？
米尔斯海默有力地揭露了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虚伪。他对美国乌克兰政策的批评既有说服力也是有益处的。而他对以色列游说集团操控美国对以政策、对中东外交政策的分析总的来说颇具说服力。
然而，上述分析都削弱了“理性选择”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正是这些前提支撑了他在对华战略上得出的结论。
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的某些方面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追求以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框架来思考国际事务的人们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十分明显的是，过度简化的理性主义假设和二元对立论，很容易把人引向一条既不能带来安全也不能带来繁荣的危险道路。
米尔斯海默本人可能会称之为一条“报春花之路”（Primrose Path，指看上去轻松愉快却潜藏着伤害与代价的道路——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