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db:Intro]... 清朝洋务运动时期，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于1872年开始派遣。由容闳提出“留学教育计划”，得到曾国潘、李鸿章等的支持。
留美幼童留美幼童的故事和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就是中国最早的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学生--容闳。1854年，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到1872年中国开始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生，期间历经了18年的风云变幻和漫长的等待
总述
第一批幼童于公元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他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涯。
幼童们被分配到54户美国家庭(其中康涅狄格州34户，马萨诸塞州20户)中生活。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成为他们就读的各个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群体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令美国人惊叹不已，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这一群身穿缎袍、拖着长辫的孩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留学生。他们是大文豪马克·吐温的朋友。他们曾受到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接见。
他们中有多人在战争中阵亡，其中包括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大副。他们中有人成为中国电报业、矿业的开山鼻祖。他们中，出现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他们中，有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他们中有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幕僚。他们中，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他们中有宋美龄的姨父，是他把宋氏姐妹带到美国留学。
改变
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过美国式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甚至不少幼童索性把脑后的长辫子剪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幼童学习西方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这使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不大遵守，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他们与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参加各类体育活动……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幼童召回
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当时，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这样，120名留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的9名、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名外，其余94人于1881年分三批被遣送回国。
这群中国历史上首批官派留美学生回国后即遭到社会的谴责，当时的《申报》写到:
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贡献
第一批返回的21名学生均被送入电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中国当时的新式企业如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外，其余50名分赴天津水师、机器、电报、鱼雷局等处当差。这批留美幼童后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在他们中，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参考资料
]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5%99%E7%BE%8E%E5%B9%BC%E7%AB%A5/71288?fr=aladdin
曾国藩、李鸿章.《奏选聪颖子弟赴美习艺并酌议章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容闳实施留学教育计划的初衷是什么？
首先对你的问题进行澄清，你所说的清末留学教育应该是指的清末的官派留学。而洋务运动时期其实也可以算清末，只是比官派留学要早几十年。洋务运动中并没有官方的留学派遣，只是“兴西学，办洋务”在国内建起一些新式学校，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主要是军工。民间有去国外留学的，也是以日本为主，欧美很少。
所以这两种留学教育的异同就很明显了，一个是官派，一个民间自主行为；一个是直接去最发达的美国，一个是选择去近邻日本学二手知识；一个代表人物是詹天佑，一个代表人物是魏源。共同点是都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开拓了国人的眼光，对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其倡导者为中国最早留学美国并获耶鲁大学学位的容闳。
容闳(1828～1912)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早年就读于澳门古特拉富夫人女塾附设的男塾及马礼逊学校，后于1847年随马礼逊学校首任校长勃朗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容闳虽然自幼接受教会教育并得外国教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系统的大学学业，但却时时挂念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大学修业期间，每每念及“中国之腐败情形”及中国人民之苦难状况，便“怏怏不乐”，“遂觉此身负荷极重”；并有“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的感觉。大学毕业后便立志报国，欲以开拓教育为救国之道路，他想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与自己同等的文明教育，“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854年底，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启程返国，争取实施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
